本报记者 | 付朝欢

    乌海，黄河进入内蒙古自治区第一站，库布齐沙漠、乌兰布和沙漠和毛乌素沙地在这里“握手”。作为典型的资源型工矿城市，乌海市含煤面积约占城市总面积的1/4，煤炭地质总储量44亿吨。目前，乌海已形成千亿级规模的煤焦产业集群。
    煤矸石是在采煤和洗煤加工过程中产生的主要固体废弃物，与煤炭开采相伴相生。近日，煤矸石综合利用与生态修复高层研讨会在乌海召开，来自有关部委和科研院所的专家学者就固废综合利用向生态修复领域转变的话题进行了深入探讨。

在老矿区讨论老话题

    “乌海，乌海，乌金之海嘛！”1976年元月，经国务院批准，在新中国的版图上，出现了一个崭新的名字——乌海。这个名字是周恩来总理为这座城市亲定的。
    凭借得天独厚的资源禀赋，乌海为新中国工业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掀开了“因煤而兴”的历史篇章。
    在采煤和洗煤加工过程中，产生了大量煤矸石。由于发热量低，以往大都被当作固体废物堆弃。在几十年的发展和堆积过程中，光秃破败的渣山、尘土飞扬的天空，曾经成为乌海的“切肤之痛”。
    “露天堆放的煤矸石山很容易自燃，不仅造成空气污染和水污染，还存在较大的安全隐患。”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刘建明曾三次来乌海调研。他真切地感受到，当地对煤矸石造成的生态环境问题感到“压力倍增”，煤矸石综合利用与生态修复“已经迫在眉睫”。
    “煤矸石综合利用是一个长期问题，在乌海开研讨会可以说是‘在老矿区讨论老话题’。”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产业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研究员李金峰十几年前就开始关注这一领域，2011年前后曾发表多篇学术文章探讨煤矸石发电。
    近年来，乌海在推进产业转型进程中，一体推动煤矸石、粉煤灰、电石渣等资源化利用取得显著成效，入选国家大宗固体废弃物综合利用基地名单。
    “乌海第一条30万吨/年的全自动化矿物（煤矸石）肥料生产线即将落成，结合此次会议的召开，也在释放一个信号：有关方面正在凝聚合力将乌海打造成一个样板，以期未来能够面向内蒙古自治区乃至全国进行推广。”刘建明说。

老难题有了新解法

    中国矿业大学（北京）化环学院教授舒新前告诉本报记者，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等十部门发布的《煤矸石综合利用管理办法（2014修订）》中的解释，煤矸石综合利用是指“利用煤矸石进行井下充填、发电、生产建筑材料、回收矿产品、制取化工产品、筑路、土地复垦等”。
    他表示，经过几十年的努力，我国煤矸石综合利用率已超过70%，但仍以修筑路基、填充低洼地、简单复垦等直接利用为主，占总量的30%~40%；矸石电厂燃烧和其它燃料利用占15%~20%，建筑材料利用占10%~15%，开采充填占3%~5%，制备化工材料、提取有价组分以及土壤和农业利用占2%~5%。
    近年来，在“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指引下，煤矸石等工业固废的综合利用正在向生态修复领域聚焦。有科研团队以煤矸石为主要原料生产生物有机肥和土壤基质来优化土壤生态系统，被称为煤矸石的“肥料化”和“土壤化”生态利用。
    刘建明解释说，“煤炭和煤矸石本就是由富含有机质的有机土壤埋藏地下后经煤化作用形成的。因此，煤矸石经一定的活化处理和复配加工后回归土壤生态系统是自然而然的，而此时煤矸石中的碳质就成为土壤中最宝贵的物质——土壤腐殖质。”
    将煤矸石应用于土壤生态系统的改良修复，较其他综合利用的方向有什么好处？
    “不能只算经济账，还要算生态账和长远账。”刘建明说，通过优化土壤生态系统的物质循环，能够让经济社会面临的耕地数量减少和质量下降、生态环境质量下降等问题得到协同缓解，同时提升耕地土壤的内在生产力，而这种生产力也属于新质生产力的范畴。
    “这也是因地制宜的考虑。”刘建明注意到，乌海所在的内蒙古自治区不仅有大量的煤矸石，还有大量的未利用地，包括沙地、盐碱地、荒草地。通过煤矸石肥料化、土壤化技术，就可利用当地的煤矸石将未利用地改造为耕地农田、优质牧草地、水土保持经济林等。“这样的探索有望打造新的碳汇增长点，既包括扩容土壤有机碳库，也包括扩容植被碳库。”

期待政策新突破

    目前，国内积存煤矸石达几十亿吨，每年新增煤矸石亿吨级以上。
    针对上述煤矸石综合利用的难点和痛点，中国宏观经济学会会长徐善长提出，政府需要加大对科研的支持力度，鼓励企业和科研机构联合攻关，开发适合我国国情的高效利用技术。完善政策措施，吸引更多企业投向煤矸石综合利用领域。深化“政学产研用”协同发展，形成工作合力，共同推进煤矸石综合利用与生态修复工作。此外，通过宣传教育，增强公众对煤矸石综合利用重要性的认识，形成全社会共同参与的良好局面。
    舒新前提出，包括乌海在内，我国多地以煤矸石为主的多工业固废产排量巨大，而且存在产排交互、品种交织、效应交叠，给处理处置和资源化利用造成了极大困扰，涉及重要基础和共性关键技术研究。
    “任何单一的解决方案都很难从根本上解决如此量大和复杂交互的固废问题。”舒新前提出，应选择重点地区尤其是典型县域，开展煤矸石多固废资源化利用循环经济园和大宗固废安全处置与生态修复基地建设典型示范，构建煤矸石大宗固废全组分利用上下游产业链，形成固废循环利用新兴产业集群，实现煤矸石大宗固废的有效资源化利用和规模化减量。
    多位专家呼吁，国家在政策层面能够有新的突破，给实施煤矸石多固废资源化利用的企业和地区以政策鼓励、资金支持、税收减免以及原材料供应和产品购销配额。
    李金峰提出，政府未来在优化煤矸石综合利用相关政策时，需要充分考虑政策的激励性，这样才能充分调动社会资本的投入热情；同时还要考虑系统性和可操作性，使其在实施过程中能够层层传导、环环相扣，充分体现产业政策的引导性和针对性。